禅宗最富于艺术精神

  佛教自从传入中原后就不断地吸收儒、道思想进行着汉化的过程，到了唐朝中期时产生了禅宗，将佛教思想的精华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带有明显的追求精神自由的特点，成为汉化佛教的代名词。它与其他佛教流派有所不同，禅宗的修行观是建立在明心见性、识心自度、不假修习、顿悟成佛的基础之上的，否定一切外在的偶像，认为佛性就在人的心中，即所谓的“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虽然人在尘世中，不可能“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但只要祛除杂念俗务的遮蔽就可以让心灵处于空灵清澈的状态，达到“自心”“自性”的彻悟，慧能把这种心理状态称之为“行直心”：“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但行直心，于一切法，无有执着，名一行三昧。”并且进一步提出：“道须流通，何以却滞？心不住法即通流，住即被缚。”一旦达到本心的自悟，则“行住坐卧，无非是道，纵横自在，无非是法”，“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自性论”的提出使“心”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在瞬间顿悟中去发现“自心”，进入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

　　禅宗对中国画的影响主要是对绘画创作者思想的影响，禅宗“众生平等”、“无凡圣”等否定权威的平民化思想倾向，受到广大寒士阶层的推崇。而另一方面，禅宗却不否定现存的社会秩序，只是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个人主义思想，具有非群体化、非政治化的倾向，是悲观哲学，是幻想破灭的产物，比较符合旧时代个人意识相当发达、对现存社会高度敏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被挤压、难以自我主宰的心理感受。这些知识分子士大夫为寻求自救，找回个体的生命自由，希望通过“修持”在无自由的现有社会压迫下求得心理解脱和精神释放。被理学思想规范着的封建士大夫，理性上无力也根本无心与封建秩序对抗。而主张不触动现有秩序的禅宗精神，正好符合士大夫的要求。

　　因此，士大夫尚保存的对自由的本能追求，都大量转入艺术审美方面，直接从艺术活动中来体会自由经验，使禅宗在封建时代，成为艺术家的哲学，较之儒学和道学也最富于艺术精神。禅宗的出现直接带动了审美思想的发展，并且渗入到具体的艺术创作中，尤其是对纯粹美的发现，这种思想对同时期乃至以后的艺术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对内心情感的表现成为主要的创作准则。这个特点在文人书画艺术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在禅悦之风的影响下，文人士大夫们通过艺术创作来参禅悟道，因此更加凸显出内心情感的决定性作用，将感受情怀与外在的客观事物相交融并且通过有形的事物将自己的性灵、情趣表现出来。王维是最早将禅宗思想引入艺术创作的文人之一，其“意在笔先”的主张强调艺术创作要以主观情感为先导。受此观念的影响，王维画作的内容往往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所画的花卉往往不问四季，经常将桃花、芙蓉、莲花等不属同一季节的花卉品种置于同一画面之中，他在《袁安卧雪图》中的雪中芭蕉一景曾在艺术史上引起过争议，有人非议之，沈括却认为“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